2009年10月10日 星期六

《賈想》

好些日子前,從zzlai 那裡看到的一篇節錄文章,很喜歡,一直想放在這裡,卻又忘記了。突然想起它:

摘自-----《賈想》


我不詩化自己的經歷

有一次在三聯書店樓上的咖啡館等人,突然來了幾個穿「制服」的藝術家。年齡四十上下,個個長髮鬚,動靜極大,如入無人之境,頗有氣概。

為首的老兄坐定之後,開始大談電影。他說話極像牧師布道,似乎句句都是真理。涉及到人名時他不帶姓,經常把陳凱歌叫「凱歌」,張藝謀叫「老謀子」,讓週圍四座肅然起敬。

他說:那幫年輕人不行,一點兒苦都沒吃過,甚麼事兒都沒經過,能拍出甚麼好電影?接下來他便開始談「凱歌插隊」、「老謀子賣血」。好像只有這樣的經歷才叫經歷,他們吃過的苦才叫苦。

我 們的文化中有這樣一種對「苦難」的崇拜,而且似乎這也是獲得話語權力的資本。因此有人便習慣性地要去佔有「苦難」,認為自己的經歷才算苦難。而別人,下一 代經歷的又算甚麼?至多只是一點坎坷。在他們的「苦難」與「經歷」面前,我們只有「閉嘴」。「苦難」成了一種霸權,并因此衍生出一種價值判斷。

這 讓我想起「憶苦思甜」,那時後總以為苦在過去,甜在今天。誰又能想到「思甜」的時候,我們正經歷一場劫難。年輕的一代未必就比年長的一代幸福。誰都知道, 幸福這種東西并不隨物質一起與日俱增。我不認為守在電視邊、被父母鎖在屋裡的孩子比陽光下揮汗收麥的知青幸福。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問題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 惱,沒甚麼高低之分。對待「苦難」也需要有平等精神。

西川有句詩:烏鴉解決烏鴉的問題,我解決我的問題。帶著這樣一種獨立的、現代的精 神,我們去看《北京雜種》,就能體會到張元的憤怒與躁動,我們也能理解《冬春的日子》中那些被王小帥疏離的現實感。而《巫山雲雨》單調的平光和《郵差》中 陰鬱的影調,都表現著章明和何建軍的灼痛。他們不再試圖為一代人代言。其實誰也沒有權力代表大多數人,你只有權力代表你自己,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。這是解 脫文化禁錮的第一步,是一種學識,更是生活習慣。所以,「痛苦」在他們看來只針對個人。如果不了解這一點,你就無法進入他們的情感世界。很多時候,我發現 人們看電影是想看到自己想像中的那種電影。如果跟他們的經驗有出入,會惶恐,進而責罵。我們沒有權力去解釋別人的生活,正如我喜歡赫爾佐格的一個片名《侏 儒也是從小長大的》。沒有那麼多傳奇,但每個人長大都會有那麼多的經歷。

對,誰也不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。我開始懷疑他們對經歷與苦難的認識。

在 我們的文化中,總有人喜歡將自己的生活經歷「詩化」,為自己創造那麼多傳奇。好像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這些大仙,一定要吃大苦受大難,經歷曲折離奇才算閱 盡人間世事。這種自我詩化的目的就是自我神化。我想特別強調的是,這樣的精神取向,害苦了中國電影。有些人一拍電影便要尋找傳奇,便要搞那麼多悲歡離合, 大喜大悲。好像只有這些東西才是電影去表現的。而面對複雜的現實社會時,又慌了手腳,迷迷糊糊拍了那麼多幼稚童話。

我想用電影去關心普通人,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。在緩慢的時光流程中,感覺每個平淡的生命的喜悅或沈重。「生活就像一條寧靜的長河」,讓我們好好體會吧。

北島在一篇散文中寫道:人總是自以為經歷的風暴是唯一的,且自喻為風暴,想把下一代也吹得東搖西晃。

最後他說,下一代怎麼個活法?這是他們自己要回答的問題。

我不知道我們將會是怎麼個活法,我們將拍甚麼樣的電影。因為「我們」本來就是個空洞的詞——我們是誰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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